體場演繹的行動思考-
對「多歧:2017阿川行為藝術節」的觀察與提問
Thoughts on Bodily-site Performing: Inquiry into “Multiversity:2017 ArTrend International Performance Art Festival”
 
*本文刊載於《今藝術》305期(2018.02)(p.100-104)
 
/邱俊達
共感地景創作策展人、「多歧」觀察員、藝評人
 
 
 
 
行為藝術早已離開了「現場」。若此論斷並不為過,那下一步該追問的應該是:經過這種變化後的行為藝術,變得如何?還是行為藝術嗎?「現場」之於行為藝術,又變得如何?本文試圖通過對葉子啟策展「多歧:2017阿川行為藝術節」的觀察,以及「體場演繹」的觀念,來展開對這一命題的初探。
 
 
為何遠離了現場
行為藝術早已離開了現場,這一論斷即便不與其訴諸「現場性」來確立自身的獨特性與核心價值產生嚴重牴觸,也似乎挖苦了每年在全球各地「現場」發生的行為藝術活動。為避免不必要的誤解,或許再添入這兩項前提會清楚得多:1. 行為藝術必須以「離開現場」的方式來「延續」自身或再生產;2. 這一「遠離」自然受到科技、資訊、網際網路媒介的興盛,使得文件化、影像化、檔案化等媒介化工作已成為「現場行為」的基本思維,並延展出檔案式的行為作品乃至與「線上行為」(Online Performance)的展呈模式。
 
在這裡,我們不仿以「身體作為媒材(material)-行為作為方法(method)-現場作為媒介(media)」三個面向,來作為界定行為藝術之特質的基本框架,並因應特定的歷史與文化條件下,衍生出側重某些項目的實踐方式與思維。譬如,行為藝術在歐美藝術史的發端,是與現代主義的美學範式、商業市場機制的對抗有關,不論是從前衛主義的行動、五〇年代的偶發藝術、六〇年代的行為表演藝術,皆涉及以「身體」作為「媒材」,將之問題化、展開探索與演繹呈現的行動。台灣的行為藝術,則對應著冷戰/戒嚴體制下,從1973年謝德慶的《跳樓》、八〇年代小劇場運動的空間游擊以及社群分享模式而來的發展;新加坡的行為藝術,起於追求實驗性藝術生產的群聚,以此抗拒學院傳統的藝術形式,乃至成為面對國家機器生命治理暴力的政治姿態。這些文化、社會、政治的背景脈絡與身體的交織纏繞,創造出行為藝術的「第一現場」,不論是瑪莉娜(Marina Abramovic)《藝術必須是美麗的,藝術家必須是美麗的》(Art must be Beautiful, Artist must be Beautiful, 1975)以反覆梳髮對「性別-藝術」現場提問,小野洋子Yoko Ono)的《剪碎》(Cut Piece, 1965)以女性、被動的形象來對「社會現場」提問,皆屬運用自身身體的符號性,來形成牽連起文化、社會價值、規範、倫理、同理的閱讀、感知與思考的文本與互文性。而這種身體演繹的某種極端或高度,則展現為將身體現場昇華為表徵某種「精神性」的「生命」,李銘盛《生活精神的純化》(1983)、石晉華的《走筆》系列(1994-)皆有此意味,謝德慶的《一年行為表演》系列更是通過將身體投入時間之中,以融混出時延(duration)、淬鍊「生命」的代表。
 
然而,行為藝術遠離了現場,也恰恰發生在這些以身體作為「第一現場」的演繹與「藝術生產」之間的牽連,使其獨一性、現場性的價值宣稱顯得弔詭。一方面,不論藝術家如何宣稱檔案記錄無法取代行為現場,但在有意且經過「設計」的記錄工作中,或多或少將之視為行為的另一個生命乃至未來可展呈、進入機制中流通的作品,這恰恰揭示了從「現場」到「媒介」以及「再生產」的問題。另一方面,這種藝術生產思考,在有意無意服膺著藝術機制的情況下,作品亦容易因為追求純粹性、藝術性與觀念性而自行去脈絡化。簡言之,源起於社會、文化、政治等現場的行為藝術,某種程度在朝向身體現場與藝術現場的探索中,遠離了它的源起之地。也因此,一些行為藝術開始注重通過互動性與參與性的方式,來展開對現場中各種層面的實驗與探索,乃至,必得通過這些方式,方能使作品完成或趨於完整。然而,這種從探索身體到探索關係,從以身體場域作為「演示」的媒介,到以身體作為與其他事物「形成關係」的媒介的轉變,以及再生產環節的觸發,似乎仍欠缺足夠的檔案化工作與研究討論。加上參與式藝術與體驗經濟的蔚為潮流,行為藝術節的節慶趨向,都不免導致行為藝術愈來愈顯得定位不清。換言之,儘管為行為藝術以「身體」確立起其作為一種「藝種」的合法性與核心關懷,但倘若欠缺對這一「媒介」在時代性、技術性與社會性的變遷下所擴展的議題與層次,那麼這種身體魅影以及對感知的迷戀,多少阻礙或排除了其他的可能進路。這是筆者之所以以現場為題,來重新思考「媒介轉向」的行為藝術中的身體、主體、檔案、關係、參與等論題。
 
 
體場演繹
通過走出「身體」這一媒介,來走向「身體-行為-現場」之間的交錯、辯證、相互補充、擴充,以及將多種現場進行交織、融塑與轉化的「媒介化=現場化」實踐,即是「體場演繹」的行動重點。
 
在「多歧」中,整個行為藝術節運用了兩種質性的空間,一為白盒子屬性的「甘樂阿舍美術館」,一為歷史古蹟活化的場域的「321藝術聚落」;前者用作亞妮的工作坊、部分行為現場、鄭美玲教授專題講座,後者則為個別與集體行為現場,包括歷史遺址、公共藝術作品、街道以及廢棄房舍等。就行為表演與現場的關係來說,我們不難發現,在美術館進行的每一個表演,都是去脈絡的,或者至多運用了館內館外的空間來進行(如台灣藝術家八娜娜將空間運用為模仿觀看電視跟做的「走經」的Tip Tap運動)。這是白盒子的特性使然,而這種空間質性,也使我們得以聚焦在「行為」所對應的符號與觀念性來閱讀。
 
在「321」部份,因著場域特殊的空間氛圍與狀態,藝術家的行為表演或多或少與空間形成一種互動關係。筆者區分為三種:第一種,是將現場作為「背景」或「場景」,或是襯托、強化作為主要符號的「[藝術家]身體」,或是成為敘事開展的空間。譬如,緬甸藝術家Ma Ei以表徵女性家務的工具(菜刀、拖把)與動作,來將該社會環境中男女地位不平等的場景疊入,從而展開對此議題的批判;逃離伊拉克數十年,現居於瑞士的藝術家Wathiq Al-AlmeriAli Al-Fatlawi,運用自己的身分與遭遇,以長時表演形式,在街道上寫下仿無止盡的戰爭受害人數,來喚起對全球迄今持續的戰爭議題的關注;台灣藝術家劉芳一、林人中、吳淑棉或是運用屋舍遺址、或是場域中的草地、植物,來進行聲音表演、特定符號(名模的性感姿勢)的嘲諷以及劇場敘事的強化。
 
第二種是將現場作為「遭逢」(encounter),運用參與式與遊戲規則的設計,來形成特定場域的「群」與「關係」。台灣藝術家徐敏思以類似招魂儀式的形式,來將高雄八〇年代政大商場的興建、沒落的議題,通過關鍵人物蔡忠穎的生命故事來帶出。藝術家扮演某種靈媒形象,而觀眾則成為該事件中各個商販角色的「替身」,將事件的「和解」化入各人生命經驗的內外。葉子啟邀請觀眾一同躺臥於草地上,形成一短暫的親切關係後,各人依序逕自離去,彷彿預示著一種群的集結、離散與循環浮動的詩意關係。宇中怡以一身紅色套頭連身服飾的滑稽形象,來進行冷淡且帶有勸阻意味的參與的「邀請」。參與即是進入一種權力關係之中,這是她以參與之名,下達表演指令給觀眾所揭示,而在尷尬的服從中,現場遂成為一齣綜「藝」節目。日本/新加坡藉藝術家Yuzuru Maeda邀請十多位觀眾身著全覆式綠衣,以裝扮均一化地稀釋個體性後,再以某種「群聚」動作來展開對「身體-關係」、「個體-集體」相互形塑的有機演繹。這一作品的微妙之處,在於其以去個體的方式來形塑共同體形象,某種程度扁平化且牴觸著「多歧」,並突顯出參與機制或手段的權力狀態。
 
不同於前述以臨時性的「群」來開展行為向度的做法,林亮宇則將注意力投向對「場域」的閱讀。他在一頹圮、幾成廢墟的日式屋舍中,設置一臨時性、諷仿文青質感的咖啡吧台,以單人限定的遊戲規則,邀請觀者一一入內,在一種沈澱、幽靜的廢墟氛圍中,一面品嚐現場沖煮的咖啡,一面與藝術家或空間進行隨機互動。行為成為等待,而表演關係則引導著對場域的閱讀。
 
第三種,將現場作為「冒犯」,是因應現場既存的社會與空間規範來發生的「忤逆」或「違規」行為。以「冒犯」稱之,意味著有心多於無心,變通大於嚴肅,「叛逆」高於[易崇高化的]「衝撞」或「抵抗」。這種發生在德國藝術家Felix Roadkill與台灣藝術家葉育君不約而同,欲將行為表演結合現場日本藝術家藤本壯介以鐵花窗製作的作品《交換記憶》的意圖,而導致對管理單位的冒犯。Felix在反覆猶豫下,最終仍攀爬上這一公共藝術,僅為打造一處播放「The Lark in the Clear Air」的空間黑膠機,而黑膠A/B面所對應著Face/Soul的不同層次,則進一步展現在他對觀眾的冒犯與求助中。緊接Felix的葉育君,在已有違規先例且業已觸怒管理單位的前提下,反過來運用現場觀眾的「民意」,將原本欲探討的「外籍藝術工作者在台工作」觸法的風波與爭議,在實際、有節制與輕微的冒犯中喧鬧展開。
 
 
小結:現場的深度
為什麼現場重要?這絕非僅因其代表某種「此時此刻」的獨一性,或是說藝術家必得對其演出場域之文化歷史脈絡做出回應,反而,它強調如何通過脈絡化、關係化與媒介化的多重向度的工作,來重新形塑起現場的「厚度」與「深度」。在這裡,行為藝術必須反思過往據守的「身體中心」的論述傳統,而是通過「身體-現場」的辯證以及「面對現場的行為方法」,來延展溺於身體、執著區異劇場、崇尚苦行、放大精神徵候等討論視角;通過揚棄一度確定其特殊性的「現場性」,來轉為在多重媒介上展開現場的行動。如印尼藝術家亞妮(Arahmaiani)僅僅通過一簡單提問:「對你而言,什麼是最重要的想法/理念(idea)?」、觀眾的回答與擲碎盤子的行動,來創造出一個讓理念或信念得以分享、引發共鳴與質疑的時空,以此揭示出「重要事物」的脆危(precariousness),以及唯有直面保存與毀壞、珍惜與捨棄、捍衛與動搖一體兩面的斡旋要求,方能開啟辯證性思考的空間,免於淪為素樸的堅信、說教或天真的批判。如此一來,行為藝術的「不再是」,將會是藝種或作為特定藝術生產(Art Production)的不再是,而「是」致力於創造現場深度的「生產藝術」(Production Art)的行動。
 
 
 「多歧」完整資訊與影像:
http://artrendperfogrup.blogspot.tw/
 
 
 
 

 工作坊學員成果發表
 

 緬甸〡Ma Ei

 台灣〡劉芳一  Liu Fang-I



德國〡Felix Roadkill

 台灣〡葉育君  Ye Yu-jun

台灣〡徐敏思  Xu Min-Szu

台灣〡林亮宇  Lin Liang-Yu

台灣〡宇中怡  Yu Chung-I

 

台灣〡吳 淑 棉  Wu Shu-Mian

 
 
 

台灣〡林 人 中  River Lin

印尼〡Arahmaiani
 
 
 
 

伊拉克〡Ali Al-Fatlawi + Wathiq Al-Ameri

日本〡Yuzuru Maeda

 集體行為

最後修改日期: 25 1 月,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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