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ordant Harmony」與失調的亞洲式和聲學
 Discordant Harmony and Discordant Asian-style Harmony
*本文章圖文刊於《今藝術》第271期(2015年四月號),屬版權所有,任何使用煩請來信詢問以尊重版權,謝謝。
 

文│邱俊達Yves Chun-ta CHIU 圖│策展團隊
「何謂亞洲」這一提問在當代本身就是一種和聲學的組構與變異問題。這意味著,關於亞洲的「旋律」總存在某種主調引導著其他音階、和弦、聲部的進入並形成「主題」與「關係」。儘管「賦格」(fugue)形式允諾著旋律各自表述的存在空間,亦難免朝向一種最終和諧的想像投射。這是亞洲之於西方長期以來做為「被調性/旋律化」的存在狀態,也是「失調的和諧」(Discordant Harmony)一展從亞洲系譜、旋律化、關係性來展開「何謂亞洲」問題重省的獨特視野。
這一展覽緣起於歌德學院(Goethe-Institut)希冀透過藝術與知識論述來重新檢視、理解亞洲的計畫構想,並邀請韓國策展人金宣廷Sunjung Kim操刀,金宣廷提出合作型策展計畫,邀請三位外國籍亞洲策展人神谷幸江(Yukie Kamiya,日本)、盧迎華(中國)與黃建宏(台灣)以兩年四地為藍圖──第一站從韓國Art Sonje Center出發,在不同地域紋理的切換中進行持續性對話,包括訪談、對談的拍攝(呈現於展場),以及對亞洲想像與理解等基本問題的意見交換(收錄於導覽手冊「Q&A」)等,來持續推進議題、對展呈形式再脈絡化的展覽計畫。
「失調的和諧」恰如其英文名同時具有「和諧」與「和聲」的聯想,不一致、不協和的形容詞則說明著這一展覽的訴求:對被旋律化的亞洲以及西方中心的和聲學方法與相關產物的拒絕,從而提起了一種亞洲式和聲學問題。具體來說,過往亞洲或東方從一種相對於「西方」的地理學位置被命名,而在西方現代化、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進程中,做為資源掠奪地、經貿地與異國風情想像而存在的亞洲,與其說是某種「旋律」,充其量僅是破碎、偶然傳出的諸種異質聲響罷。這些聲響,在19世紀末帝國主義顛峰期,在西方列強全球佈署的爭掠中,始在不同契機下開始自我組構並朝向一種「現代性」調性。然而,在二戰後、進入冷戰結構後便開始失調,並在英美為主的強權國家佈署出的全球政治經濟學版圖中,既失控也失調地以亞洲之聲鳴合著。這意味著我們掛在嘴邊的「亞洲」,早已不是一個自然、天真的地理指稱,而亞洲開始成為一個值得關注、探究的顯學、概念與問題,皆透過一種將亞洲視作或意欲導向某種統一體(不論是經濟、政治、文化層面)想像的批判,來重回對於形容詞「亞洲式的」生活情境與生命情狀中各種異質聲響的細察,以帶來重省全球化、現代性與國族主義的契機。
和諧之上、之內與之後 
「和諧」另一個脈絡為中國上個世紀末經濟崛起後,如今轉往的「和諧社會」論調。「和諧社會」全稱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是2004中國共產黨第16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上提出的社會發展戰略目標,一方面主張回歸中國傳統儒家思想來改革治理方式,創造一種「和睦、融洽且各階層齊心協力的社會狀態」,另一方面,做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仍保留馬克思主義觀點,強調對於危害人民利益的行為要進行「和平鬥爭」。2006年,中共第16屆中委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和諧社會」明確定調為胡錦濤執政的主要政治目標。然而,在一個言論自由與公共空間受箝制、資訊與知識在審查制度下「篩濾」的國家,究竟會創造出什麼樣的和諧社會?
面對這種類法西斯暴力的「和諧」以及仍以各種形式存在/發生於亞洲各國的內部殖民問題,成為本展首要面對的問題。展覽做為觀念實踐的形式,展現於「失調」籌備之初即面對四種亞洲旋律如何組構的問題,然而比起凝聚某種亞洲面貌的和聲,策展人選擇以一種「強對話、弱組構」的形式,做為整體展覽表現一種亞洲式和聲學的核心質素所在:四位策展人、12位藝術家組構出一種既非以明確的主題、子題、問題意識分類的展呈模式。而策展人共同聲明的論述中,比起界定、定義的語句,更多看見的是「我們皆同意的是,不認為……」的語調姿態,比如:亞洲不是一個緊密結合(cohesive)的政治或文化共同體,且亞洲中諸個國家並未共享著一種即將浮現的統合政治整體的視野」,以及有著避免過快陷入某種和諧模型(如歐盟模式)之烏托邦想望的共識,突顯一種前和聲的纏繞關係。為保留這一特質,筆者也試圖以四個地域的各自旋律而非主題分類來介紹。
韓國組構
「失調的和諧」第一站在韓國發生,除歌德學院之故,在主題開展亦有其重要性:1950年代爆發的韓戰,實為奠定冷戰結構亞洲主調之初響,既將韓、中、日、台牽連一起,亦是此展對「亞洲」問題省察與對話的出發點。1953年韓戰結束,「美軍基地」與「西方公司」成為見證韓、日、台與美國、與冷戰佈署關係的象徵物與精神遺毒,並成為現今省察意識型態框架與生命政治問題的重要參照。正因如此,陳界仁的《帝國邊界II-西方公司》Empire’s Borders II–Western Enterprise Inc.,2010在該展覽中遂扮演起四國在「歷史-地理關係」與「地緣政治」問題的鏈結。開幕當天,主辦單位亦規畫一場《加工廠》與《帝國邊界I》的播映與座談會,來延展出新自由主義與亞洲內部殖民的問題。
此次展覽主題,韓國策展人金宣廷與藝術家金小羅(Sora Kim)、咸良娥(Yang Ah Ham)、郭貞婭(Jeong A Koo組構出一種象徵化、以某種日常詩意來觸碰個體與社會歷史、系統間的緊張關係,並嘗試施行一種對觀者輕微介入的旋律。咸良娥的《無意義工廠-工廠地下室》(Nonsense Factory – Factory Basement》為空間裝置,主體為木製平台。該作品整體描繪一個「工廠」的空間敘事,平台上擺放工作桌椅,並結合錄像等媒材呈現,當觀者因其樸素外表與好奇踏上時,勢必感受到一陣意料之外的地動天搖與暈眩感,這是藝術家以蹺蹺板概念設計出的「平台」裝置,透過身體感闡述一種表面之下的不穩定性以及勞動與創造力的矛盾隱喻,進一步探問與歷史、資本主義社會與國際關係等問題。
日本組構
日本策展人神谷幸江與藝術家千葉雅也(Masaya Chiba)、田中功起(Koki Tanaka)、高嶺格(Tadasu Takamine)組構出一種311福島事件後,日本階層化的社會結構逐漸出現一種關注個體實踐影響力的觀點,並從中探問民主制度與參與合作的可能性。田中功起作品《五位演奏家同時彈一部鋼琴》(A Piano Played by 5 Pianist at Once)、《五位陶藝家同時創作一件陶器》(A Pottery Produced by 5 Potters at Once)探討「聯合」(association)與協作(collaboration)的觀念與身體實踐經驗的形式,在《五位演奏家同時彈一部鋼琴》中他邀請五位各有專長樂風(爵士、即興、古典)的音樂系學生來一同彈奏;《五位陶藝家同時創作一件陶器》則為五個人一同拉坏、製作車輪(wheel)。在這兩種合作行為中,究竟期待的是意想不到的美麗和諧亦或預料中的失敗?
台灣組構
台灣策展人黃建宏與陳界仁、鄧兆旻組構出一種從意識型態化的歷史框架到未來可能性的穿越視野,從中提起個體在生命政治實踐的異質聲響。《帝國邊界II》中,陳界仁以他父親與「西方公司」的關係──曾是「反共救國軍」一員,以及「遺物」檔案之於歷史再現的一種不確定性,來考掘台灣1950年代後因韓戰始進入美國冷戰結構佈署的個體生命情狀,進而指認某種意識型態框架所造就今日一種無檔案的社會與文化殖民下的生命情境。「西方公司」是陳界仁提起個體如何在文化殖民──代工國與左翼鎮壓等──與意識型態框架的省察中,展現自己面對生命政治問題的能動性。
鄧兆旻2024年台北奧運會》則在一種虛妄中觸碰台灣、中國與日本的敏感地帶。從淵源於古希臘的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主辦國象徵著一種國際地位的認可、榮耀與城市經濟的期望,台灣如何可能爭取甚至舉辦奧運?台灣-中國在主權問題引發的國際事件,其中國族主義暴力早已不陌生,而當一個個體狂想並致力於爭取2024年台北奧運的主辦權時,究竟是不切實際,還是必須從一種脫軌式的精神勝利來提起另類主權思維與現代性暴力的反思?
中國組構
中國策展人盧迎華與藝術家劉鼎、吳曾、鄒肇、梁志和組構出的是一種對於「現代性敘事」等同國族與身分認同建立,卻又在個體日常生活中產生矛盾、分裂的情狀進行探究。劉鼎《卡爾.馬克思在20132014》針對中國政體與社會建制影響重大的哲學家馬克思,如何在新中國思想、經濟崛起與步入消費社會的今天,成為精神與物質生活間的弔詭幽魂,特別是許多中國共產黨員為了一睹馬克思之墓,特地遠赴他葬於倫敦海格特墓園(Highgate Cemetery)憑弔同時安排購物行程的獨特心態。
或許亞洲式和聲學要求的是一種持續性的失調、相互干擾以破壞早已意識型態化或便宜行事的亞洲乃至多元主義論調。這種和聲學如果要求一種組構,並非僅僅是關於陌生、疏離、遺忘乃至漠視的召喚,毋寧是透過對個體生命狀態的關注以及直面當下的要求,來重拾一種非調性的聆聽與對話工作。以亞洲做為問題,進而找尋重省國族主義與生命政治問題中個體能動性以及引聲換構的增幅能耐,這既是本展拋出的一種未明的和聲,亦是對接下來計畫發展應然與值得的好奇與期待。




最後修改日期: 10 4 月,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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